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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泸州文艺》2010年6期

    时间:2010-12-13 15:45:07 点击:

      核心提示:1、督战联络参谋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李克猷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其时正在成都准备报考陆军大学。西安事变,一时成为军队、同僚和社会中的热门话题。除了官方不定期的事态进展情况通报外,李克猷及其同僚、学友和师长们,更热衷于各种被传播者吹嘘成颇有来头的“小道”消息。大家关心、谈论的焦...

    1、督战联络参谋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
    李克猷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其时正在成都准备报考陆军大学。西安事变,一时成为军队、同僚和社会中的热门话题。除了官方不定期的事态进展情况通报外,李克猷及其同僚、学友和师长们,更热衷于各种被传播者吹嘘成颇有来头的“小道”消息。大家关心、谈论的焦点,首先自然是蒋介石的生死问题,亦有一些人更注重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西安事变的妥善解决,使李克猷第一次感到了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的博大胸怀和抗日救亡的决心。
    1937年6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认为,川康军队人数太多,兵员素质较差,应予缩编。7月上旬,川康整军会议在重庆举行。就在会议开幕的第三天,川康整军委员会主任委员何应钦① 就在会议上通报:“七.七”泸沟桥事变发生,日军开始大举进攻我华北。
    参加整军会议的川军将领,当即请缨抗战,表示愿意在刘湘的统帅下,同心协力,共御外侮。7月10日,刘湘返回成都后立即电呈蒋介石,请缨出川抗战,并先后两次通电全国:呼吁全国团结一致,抗击敌寇;主张全国总动员,与敌一拼。
    8月7日,刘湘奉命去南京出席国防会议。成都民众五千余人闻讯到机场送行,各界抗敌后援会的代表向刘湘呈递了“请愿书”。刘湘当即表示:
    “今日之局势,舍抗战外,别无它途。”
    “个人愿以身许国,成败利钝置之度外。”
    “各界同仁及民众救国抗敌热情,定将转达中枢,决不有负殷望。”
    南京国防会议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将川军编制为第二路预备军,辖两个纵队,由刘湘担任司令长官。
    此时,远在南部六县的李克猷,虽然心头也牵挂着抗日之事,但眼下正沉浸在一片成功收编田二麻子的欢呼、恭贺和赞誉声中。
    这天,他忽然收到一封成都发来的急件。信中告诉他:全面抗战业已开始,眼下,由川军组成的第二路预备军长官部参谋处要从各部抽调人员,做总司令部参谋处的督战联络参谋。条件是:黄埔军校毕业、当过营长。你李克猷正好符合,请赶快上路到成都来报名,以免错失良机。信中还告诉他,自己已被刘湘由原任川康绥靖公署参谋长,任命为第二路预备军参谋处处长。
    信末署名:周从化② 。
    周从化将军是刘湘手下的一名重要将领,他十四岁就辍学从戎,经历过辛亥革命,参加过北伐战争,在四川军阀混战中,由于他工于运筹、屡建战功,享有“川军智囊”之誉。抗战爆发后,周将军毅然放弃了出国进修的机会,应刘湘之邀出川抗敌。
    去年夏天,李克猷去南京参加陆大复试时,在旅馆里结识了周将军。在两个多月的接触中,他深得周将军的指点和教诲。同时,周将军也感觉到李克猷是一个很难得的苗子,若给他机会、让他在战争中摔打一番,历经磨练,日后必为杰出之才。所以,他上任后就亲自给李克猷去了信,让他来成都应考作战联络参谋,一同出川参加抗战。
    8月底,李克猷得到调令,被任命为预备军第二纵队总司令部督战联络参谋,同时命令他急速赶到驻防在泸州的一四八师,随该部行动。
    刘湘在9月初决定,出川抗战部队第一纵队由邓锡侯率领从川北出川,第二纵队由唐式遵③ 率领从川东出川,并限各部在10月中旬到达指定地点。
    10月中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任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陈诚④ 为副司令长官;川军第一、第二纵队,分别更名为第二十二、第二十三集团军。第二十二集团军正、副总司令分别由邓锡侯、孙震⑤ 担任,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由刘湘兼任、副总司令由唐式遵担任。时隔不久,蒋介石又下令将二十三集团军、二十二集团军,分别划入程潜⑥ 的第一战区战斗序列,和阎锡山⑦ 的第二战区战斗序列。至此,出川参加抗战的川军部队,完全控制在了蒋介石的手里。
    1937年12月,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失陷,日军在南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对中国人民欠下了一笔滔天血债。
    一月后,刘湘“出师未捷身先死”,病逝于汉口万国医院。《大公报》资深记者范长江⑧ ,如是记录刘湘遗言:
    “余此次奉命出师抗日,志在躬赴前敌,为民族争取生存,为四川争光荣,以尽军人之天职。不意宿病复发,未尽所愿。今后惟希望我全国军民,在中央政府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继续抗战到底;尤望我川中袍泽,一本此志,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以争取抗战之最后胜利,以求达我中华全民族独立自由之目的。此嘱。”
    在民族存亡危急之际,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各军阀及其所属官兵,在各方面影响的推动下,深明大义,挺身而出,义无返顾地奔赴抗敌第一线,为后人传为美谈。过去,他们在川内长期打内战,争一己之私和围追堵截红军、自戕手足;今日,却以能为国家、民族而战为荣。出川抗敌的将士们,离乡别井,慷慨激越,杀敌卫国,死而无怨。
    身为四川军阀头目的刘湘,以前其实也并非尽做丑事和坏事。在他去世的一年多以前,就曾经暗拨巨款,资助过中共。
    当时,蒋介石电召刘湘去南京,欲调他出川,从而瓦解四川的军阀势力。刘湘对蒋介石的阴谋诡计早已洞悉,他一怕被拘禁,更怕丢老命,但又得罪不起人。他一到南京,就在国民党中央急迫地寻找依托,以望万一出事好有人说情、帮忙解脱。
    几经周旋,刘湘和孙科⑨ 的座上客王昆仑⑩ 联系上了。刘湘寄重于王昆仑,王昆仑却要刘湘资助中共。刘湘为解燃眉之急,也为给自己来日多留一条后路,便答应道:“此事不成问题,请日后派一位中共负责人来川商谈再议。”
    不久,王昆仑派冯雪峰⑾ 到重庆面见刘湘提及此事,虽然刘湘此时已经脱离南京虎口,仍毫不迟疑地答应依然照办,决定拨款六万银元资助中共。
    冯雪峰在重庆气派的鼓楼街旅馆,找到了商人郑育之⑿ 。郑育之是上海英商太古轮船公司吉安轮的承包者,经营长江申渝航线客、货运输,经内兄姚绪廷(中共党员)介绍早与冯雪峰在上海相识,并已多次为中共传递秘密信件,深得冯雪峰信任。当时上海很乱,蒋介石在刘湘上海办事处周围,已经布设有眼线和暗探。
    冯雪峰认为,郑育之钱多且平时花钱大方,朋友多在上海滩吃得开,以他商人的身份完成此次巨款转移任务,最为妥当。
    郑育之欣然受命后,即与冯雪峰分头直赴上海。到上海后,冯雪峰悄悄来到吕班路鸿安场第四号郑育之家中,将刘湘的亲笔信交给了他,并叮嘱小心从事。郑育之若无其事地来到刘湘驻沪办事处,划出六万银圆,随后又顺利转存到了王昆仑的帐户上。
    据说,此笔巨资辗转到了延安后,中共中央用它作了两件事:一是为全国的主要地下联络点,添置了电报等通讯设施;二是用它付清了拖欠了三年的、中共在“蒋管区”地下组织的活动经费。
    刘湘病故次日,蒋介石立即命令撤消第七战区和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最后,蒋介石将川军调整为:邓锡侯为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为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杨森为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潘文华⒀ 为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⒁ 为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⒂ 为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⒃ 为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
    抗战伊始,除潘文华部驻防大巴山、另有一军一师直属第三战区预备队以外,总共已有三十万川军官兵,出川作战。晋东、鲁南、皖南、豫、苏、浙、赣、闽、湘等地的泥土上,浸洒着他们的鲜血。
    1937年10月,在泸州民众的热情欢送下,李克猷随一四八师分乘“民生”机动船和拖轮出发。他们由长江水路经重庆到武汉,再到南京。
    仲秋时节出川时,由于战事紧急、行动匆忙,部队尚未得到整补。全师上下,全部都穿的是单衣、短裤、草鞋,背的是一个“马甲”(有单被一条、小草席一张)和一个斗笠。当部队长驱千山万水到达战场时,已是寒风凛冽的冬天了。
    士兵们手里拿的武器,是准确性很差的“成都新式”和少数“汉阳造”,而且大都不堪使用。整个师共有重机枪三挺、轻机枪十几挺、迫击炮数门。
    这些身着单衣、脚穿草鞋、背背马甲、手拿老枪、肩扛旧炮的窳陋之师,大义凛然地奔向了抗日前线,英勇顽强地抗击拥有先进的飞机、大炮、机关枪的狂妄之敌。
    不难想象,他们付出的代价将是何等的惨烈!

    2、煤炭山

    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上海登陆。他们狂妄地叫嚣:三个月内灭亡中国。
    松沪战场上的国民党中央军各部队,满怀着一腔爱国激情,殊死相抗。他们硬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铁壁铜墙,死死地拖住了日军三个月之久,破灭了日寇的狂吠。
    11月下旬,参加松沪抗战的各部队全线西撤。气急败坏的日军,旋即以三个师团十几万人的兵力追击。其中,日军第十八集团军中岛师团,突然以百余艘汽艇、橡皮艇横渡太湖,从夹浦登陆,以图抄袭包围西撤大军。
    第二十三集团军奉令急调,由南京乘火车南下到安徽宣城,迅速布防在苏闽皖相交的宜兴、长兴、泗安、广德一线,阻击日军,掩护西撤部队。
    11月25日,日军刚从夹浦登陆就和一四四师接上了火。随即,一四五、一四六、一四八师及一三、一四两个独立旅,相继在林城、泗安、界牌、广德等地同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李克猷在武汉到第二十三集团军参谋处报到后,受命负责上述各师与总司令部的联络工作。督战联络参谋,其实就是总司令部参谋处派出的“钦差大臣”,负责各师、团与总部的联络,及其作战部署、作战督察和战果核查工作。所以,时下李克猷不停地来往于总司令部和自己负责的师、团之间。
    11月27日,松沪战场下来的中央军尚在潮涌般的后撤,日军数十架飞机更加猛烈地轮番对泗安、界牌、广德一线,进行狂轰滥炸和疯狂扫射。总司令部及各军师旅的联络基本中断。
    上午十时左右,李克猷奉命去第一四五师进行联络,刚出指挥所不远就遇见饶国华⒄ 师长从广德回来报告情况。饶师长根据日军猛烈轰炸和猖狂进攻的情况,判断界牌、泗安可能已经不在我手,要唐总司令集中部队于广德阻敌,以保南京。唐式遵虽然打过多年内战,但面对如此激烈的场面,却拿不出什么对应办法。但他却以“总司令”的架子,对饶国华吼道:
    “赶快去给我收复泗安、界牌,要死守广德,否则提头来见!”
    饶国华领命回广德去了。他在途中收容了近一个团的兵力,也带到了广德,部署在城下。他下定决心,要与广德城共存亡,战死以报国家。
    11月28日,李克猷来到周绍轩的一四六师。午后,该师林绍成八七二团由梅溪进抵红星桥时,接到当地群众报告并经侦察证实,在林城和泗安间的山后,有日军七、八百人宿营。林绍成即指挥分兵三路,于当晚12时向日军围击。日军猝不及防,黑暗中仓皇应战,三个小时后便被击溃。
    第二天一早,该师八七六团在界牌附近的公路上,与日军二十多辆满载军用物资的装甲车遭遇。他们迅即占领公路两侧高地,集中枪炮和手榴弹突然猛击。当即,就有两辆小车起火、两辆弹药车爆炸。车上的三百多日军慌忙下车抵抗,但是已乱了方寸,招架不住,丢盔弃甲落荒而逃。
    就在同一天,该师的八七五团由梅溪行进至泗安附近时,与二百多日军骑兵相遇,两军展开激战。当晚八七五团收复泗安。翌日拂晓,两千多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泗安反攻,泗安重陷敌手。
    一四六师在这两天的三次战斗中,歼灭日军一百五十余名,缴获日军三八式步枪一百零六支,子弹两万四千余发,山炮二门,战刀六把。另外,还焚毁日车二十一辆,缴获其它军用物资两万余件。我方第八七二团中校副团长罗世杰英勇牺牲,六百多名官兵伤亡。
    交战之初,由于川军中流行的麻痹自大思想的影响,加之从来未与真正的强敌交过战,以及武器装备悬殊极大等原因,在日军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和轻、重机枪的猛烈冲击下,许多官兵连日本士兵的影子还没有看见,就倒下了。
    广德的战斗进行得更为激烈。二十七架日机在小小的广德城,轮番泻下了上千吨钢铁,古城在烈火和灰烬中消失了。重炮、坦克掩护下的日军向第一四五师阵地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攻击。饶国华镇定指挥,身先士卒,亲自率领官兵和日军拼杀,寸土不让,浴血固守。战至三十日,终因伤亡惨重,孤军无援而以身殉国。广德之战中,我军官兵伤亡一千五百余人,日军伤亡也约在一千人以上。
    12月,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追认饶国华为陆军上将。1938年3月12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暨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大会上,给予饶国华将军以高度的评价。1983年8月,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饶国华为革命烈士。
    从1938年春到抗战胜利,第二十三集团军主要担任长江南岸东起安徽铜陵、西迄江西湖口的七百余华里的江防,和袭扰、阻断日军长江航运的任务。第二十三集团军的总司令部,于1938年3月迁移于安徽青阳的柯村。
    1938年初夏,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先后调来了山炮兵第五团和重炮兵第五团,布防在安徽贵池的煤炭山、大凤山及红草山一带,并构筑要塞式炮兵掩体,腰击日军长江舰船,阻敌航运。
    腰击,战术术语,即给对方拦腰打击之意。
    若以长江喻为巨蟒,则沪宁(宁,南京)为其头,皖赣为其腰,武汉为其尾。武汉之所以被视为其尾,是因为日军目前正加紧准备攻取它,大量的兵力和军需,务须经长江航线运达。要保卫大武汉,则必须在日军的千里长江运输线上给予拦腰一击,使日军首尾不能相顾,因而打乱其围攻武汉的战略决策。
    煤炭山,又叫馒头山,是一座长二十余里、宽约五里,东连梅埂西接贵池、绵亘在长江南岸的一道山梁。西面山梁比较平坦,山高约三百米左右。但东面近梅埂约五里处起,却峰峦起伏、异峰突起,最高处达七百二十五米。煤炭山山北,虎踞长江,而南面却是一片平原,五溪河蜿蜒其间。
    南京沦陷以前,煤炭山山上有四家官股大煤矿,日产原煤三万余吨,有矿工两万多人。此外,还有不计其数的私人小矿以及个体开掘者。所以,煤炭山山上,坑道纵横、洞穴无数。这对川军观察江面、射击日军船舰和隐蔽自己,无疑都是极为有利的。
    10月12日上午10时,日军一艘大型运输舰,逆水行进至流玻矶江面时,舰身被川军榴弹炮击中,锅炉爆炸起火,导致其运载弹药燃烧爆炸。顿时炸声如雷,江面上一片火海,舰上日军纷纷跳入江中,大都葬身鱼腹。另有三艘兵舰冒火营救,均被猛烈的爆炸波及而受重创。该舰舰身长约七十多米,排水约五千余吨,在江面上足足燃烧了五个多小时,最后沉没于凤凰圩附近。击沉该舰,日军损失在一亿美元左右。
    10月21日,日军一艘满载军用物资的中型运输舰行至贵池附近江面时,又被炮火击中,勉强逃至铜陵的夹江口对面时,沉没江中。
    10月23日,日军又一汽艇在李阳河附近江面上被炮火击中后,无法行驶,被迫停靠江边。艇上日军获救逃走,艇内物资被川军所获。
    从1938年的8月至10月,仅仅三个月内,煤炭山的炮兵阵地共发射了炮弹七千三百余发,命中两千四百余发,致使日军长江航运几近中断,损失惨重。川军的炮火先后击沉日军大型运输舰一艘、中型舰五艘、汽艇四艘,捕获汽艇一艘,加上他们击伤的日军大、小舰艇和木船,共达一百零六艘。
    第二十三集团军的第一四四师、第一四六师,担任着煤炭山的保卫任务,李克猷主要负责煤炭山炮击日寇舰船和煤炭炮兵阵地的保卫这两方面的部署和联络。这期间,他很少在总司令部的参谋处里,基本上就日夜呆在煤炭山上。整日里,他从这个部队到那个部队,不是去参加指挥部署,就是去了解统计战斗情况。虽然脚下就是长江,煤炭洞里也有的是泉水,可是他已经是一个多月没有来得及洗澡了。
    为了确保煤炭山的炮兵阵地安全,参谋处的少校参谋、李克猷的同乡好友胡致周,曾经奉令率领见习参谋黄士伟、张代福等人和总部工兵排的五十多名战士,到煤炭山梅埂江边埋地雷、设障碍,阻止日军对煤炭山的进攻。
    煤炭山炮兵阵地变成了日寇的一颗眼中钉。它击碎了日寇在长江上畅通航运的美梦。
    是年仲秋,三千多日军在飞机、大炮的协助下,从几路向煤炭山发起猛烈攻击。经过一天两夜的激战和反复争夺,煤炭山终于落入敌手,炮兵阵地丢失。随后,一四四师、一四六师在其它部队的协同下,先后两次向煤炭山日军发起反攻,但在日军强大的火力、士兵的拼命阻击和飞机的侧击下,均未能复得。
    我炮兵部队从此改为游动射击,曾经先后在大凤山、红草山等处,打击长江上的日军舰船。

    3、长江漂雷

    1938年10月,武汉弃守后,日军开始沿长江设立据点和炮楼,加强了对我火炮的防备。
    为了进一步打击长江上的日军舰船,阻挠或阻断其物资和兵员的水上运输,次年12月,海军部先后调配了两个布雷大队给第二十三集团军,并在徽州郑村设立了海军布雷办事处。
    一批专门负责布雷的军官,随即奉令来到这里。其中,有好几位都是在英国学习海军专业后,回来参加抗战、报效祖国的布雷专家。
    办事处很快就建立了一支专门从事布雷的队伍。它们是两个布雷大队,下辖五个中队和十多个小队。布雷部队的队员都很年轻,他们中的大多数,原本就是在国内或国外经过一段时间的海军学习或训练的。现在,他们被调集到了这里。
    本来,从1938年春至1939年夏,第二十三集团军各部队大都在沿江一线布防。日军长江航线被我炮兵攻击、遭受重创后,恼羞成怒,调集重兵和大量飞机对我江防部队,进行凶猛扫荡,江边遂为日军一一所踞。所以,入冬以后,我各部防御阵地,不得不南移至距江岸约十五至二十华里一线。
    1939年年底,第二十三集团军司令部决定开始对长江施行水雷布放。首次水雷的布放江面,选择在第一四五师的守备区内,由罗心量⒅的第四三四团、曾植林的第四三五团配合和掩护。在施行过程中,由于他们求成心切,计划不周,加之又操之过急,以致行动不小心暴露,为汉奸探知后告密。结果,布雷部队被日军截击,林遵率领的布雷第一大队和担任掩护的一个营的官兵,几乎全军覆没,首次布雷没有成功。由于无法面对重庆“大本营”(国民政府)寄予厚望的这一行动的失败,第四三五团团长曾植林引咎自戕。
    鉴于首次布雷失败,总司令部研究决定,改由第一四六师掩护布雷,指定该师参谋处处长李克猷负责联络计划。在该年年初,李克猷已经升任为第一四六师参谋处的上校处长。战区司令长官部又特意增调了一百二十多名专职布雷人员,补充到了布雷部队。
    在第二十三集团军纵长七百多华里的防线与日军沿江各据点间,有一条大约二十华里宽的三管三不管地带,日、汪、蒋都间或有小股部队活动其间。东流、至德、贵池等县,因为其土地沦陷了一半,都是一个“姓汪”的县长、一个“姓蒋”的县长,两个县长各管一半区域。要把水雷布放到长江里去,就必须安全地穿过这二十华里的复杂地段。
    李克猷领命后,立马赶到基层有关部队,会同第四三六团团长凌谏衔、第四三七团团长郭英、第四三八团团长马国荣、布雷大队大队长林遵、郑天祥等,分别在第四三六团、第四三七团团部开了四次研究会,派出了九个侦察组,分路侦察水雷出江线路和布放区域。
    办事责任心很强的李克猷,深感布雷任务的重大和具体实施的艰难。为了摸清楚第一手资料和核准情况,他只身潜去长江边的白石村,在一个姓张的老人家里隐蔽了三天。以划船为生、打鱼为业的老人家,对江面和江岸上日军的活动很是熟悉,不仅向李克猷提供了许多有用的情况,而且还在夜间悄悄带着他去江边观察。
    回到部队后,根据各侦察小组的侦察情况,结合自己的了解和观察,进行仔细的分析后,李克猷始才心中有数。随即,他提出了布雷方案,并拟就了水雷布放实施计划、绘制了行动路线。
    参谋处对方案和计划,又进行了讨论、研究和修改。报经总司令部批准后,大家便各就各位急速着手准备。这时,1940年的元旦刚过。他们确定在1月16日暮后,开始实施他们的长江布雷计划。
    选定的水雷布放地点,是在荷叶洲的南岸江面。因为日军认为此段长江南岸,南有白水湖横隔,为一天然屏障,对方活动受限,进出长江更非易事。所以,日军只设有据点两个,相距约两千公尺,据点里的日军也很少出来巡逻。
    总司令部为他们准备了水雷一百枚,第四三八团先期选派出六百名精壮、会水的士兵,并征用民间木船一百五十余只。他们先期将水雷悄悄运至白水湖南岸的张溪镇附近。水雷须由张溪镇向北渡过二十里水路的白水湖,穿过十余里地的芦苇小道,经白石村西侧进入长江。每颗水雷重约两百公斤,要四个大汉才能搬运一个。一只小一点儿的木船,只能装载一枚水雷;大一点儿的木船,则可以运载十二名士兵。由于水雷的运输行程较长,所以,不仅搬运任务极为艰巨,其隐蔽性要求极高,保密和警卫工作容不得有半点儿马虎和漏洞。
    接受上次第一四五师失败的教训,为了防止汉奸告密,水雷悄悄运至张溪镇后,立即就严密地隐蔽和伪装起来,木船停靠也尽可能地散乱。除几个指挥官知道日期和方位外,自己人也不清楚何时如何行动。行动的头一天午后,即禁止任何船只出湖,不管什么人都只许进镇不能出镇。
    行动的日子到了。这天天刚黑,担任掩护的两个连的先头部队,就依序登船出发,水雷船紧随其后,最后再一个连的船队压阵。
    船队离岸约半小时后,忽然刮起了少见的强劲湖风。船队逆风而行,尽管大家用尽了全力划桨,船也不能前行,两个小时以后,船队反而回到了原来启桡的地方。并且,装运水雷的船还被湖风吹翻了一只,水雷沉入湖底。
    船队靠岸后,大家非常着急,有的主张把水雷搬上岸,以免再被吹翻;有的说看样子今夜湖风难停,建议取消今夜行动,另择它日;有的又建议等等再说,看看湖风能否变小、减弱一些…….几位团长、技术负责人七嘴八舌,意见不能统一。
    李克猷询问一位划船的老者,老者告诉他,夜半前后湖风一般都要停一段时间。李克猷计算了一下,即使夜半出发,也能在天亮以前到达江边。他征得林遵、郑天祥两位负责布放技术的大队长同意后,便下令将水雷的浮筒全部系上,待夜半湖风减弱后出发。将水雷系上浮筒,一可防止翻船受损,二可节省到达后在江边花费的时间。
    是夜十时过,湖风就开始减弱,并且还渐渐地转变了风向。李克猷要大家相互激励,下定决心,一定要完成这项光荣任务。对划船老乡,每人奖给一包香烟。船队出发后,大家信心更足,情绪更加饱满。夜半十二时十五分,船队全部安全抵达白水湖北岸。
    上岸后,负责运输的官兵为了抢回出发时多耗去的时间,抬着大水雷拚命地往前跑。虽然是在寒冷的冬夜,可官兵们的浑身上下都湿透了,分不清究竟是汗水还是从芦苇丛中裹来的夜露。
    凌晨四时左右,水雷悉数运达荷叶洲江边。在黎明前的这段天最黑暗、也最为有利的时间里,运输队员们抢着将水雷一枚枚抬入江中,布雷队员们则以竹丫、芦苇对浮筒进行伪装,然后一人或两人护着一具拖向水津,松开水雷上的雷管帽后,让它们一具具随着江水缓缓漂去……
    这批水雷,先后使得日军包括扫雷艇、中型兵舰、中型运输舰在内的大小舰船,被炸沉五艘,炸伤八艘。日军所有舰船,不得不停航达半月之久。
    其后,在7月上旬、9月下旬,李克猷又两次负责布放水雷,成功地一次将二百一十二颗、一次将九十三颗水雷布放于长江江面。由于此时长江已经涨水,江面宽阔,流速加快,使得水雷的漂浮活动范围更为扩大。更因为江水浑浊、漂浮物较多,十分有利于伪装。再加之布雷官兵们对所布放水雷的伪装,一次比一次更加巧妙。这样一来,日军的扫雷艇就越来越不容易发现真正的水雷,水雷的威力也就越来越大。布雷官兵根据时下江面的漂流物,对水雷的浮漂进行巧妙、多样的伪装,有稻草、破衣、菜叶、竹丫、树枝、烂木板、小水桶等等,不下三十余种,日军扫雷艇很难辨别真伪,其舰船损失不小。
    从1940年1月起,在以后一年半的时间里,日军先后被第二十三集团军的水雷炸沉、炸伤的各种舰船,粗略统计在五十艘以上。当时国内关于水雷炸船的各种报道很多,如:
    1、 中央社泾县4月26日电:1940年4月24日,敌中型运输舰一艘,满载敌军下驶,至大渡口江面时触雷爆炸沉没。该舰艇被炸成两节,仅一人获救。
    2、 中央社屯溪11月19日电:1940年11月19日晨,日寇小型兵舰两艘,上驶至东流附近江面,先头一艘触雷爆炸,当即沉没;后面一艘掉头下驶,又复触雷炸沉。
    3、 中央社皖南前线3月15日电:1941年3月15日,敌中型兵舰一艘,载有日官兵百余及粮弹上驶至东流附近江面触雷爆炸沉没,官兵全部溺毙,粮弹尽沉江底。
    4、 1941年1月10日,成都《华西日报》登载记者洪兆钺关于长江布雷情况的综合报道,文中分析说:一个水雷的造价最高不过数百圆,但炸沉敌舰艇,敌人至少损失数万、数十万圆或数百万圆,还有舰艇上的人员、装备和物资等等。
    几次布雷的成功和效果的越来越好,不仅使日军舰船损失惨重,而且使得日军的长江航线处于半瘫痪状态。日军的舰船航行在这一段江面上时,无不胆战心惊,草木皆兵,好似波涛汹涌的长江随时都可能将他们自己吞没。
    后来日军终于探知,指挥布放漂雷的是一位上校参谋处长,名叫李克猷。日军江防头目咬牙切齿,欲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
    在1940年的9月,师谍报队队长和队员先后从敌占区侦察敌情回来报告说:安庆、东流、贵池一带日军对一四六师的李克猷痛恨至极,到处张贴布告,要捉拿李克猷。宣称,谁能活捉李克猷,奖给日伪币一万元;若击毙或杀死,提头送去的奖给五千元。
    同年10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对第二十三集团军第一四六师师长周绍轩、参谋处长李克猷和第四三六团团长凌谏衔、第四三七团团长郭英、第四三八团团长马国荣,以布放漂雷有功,各奖给甲等奖章一枚。营长阎哲明、连长陈骏,各奖乙等奖章一枚。
    (未完待续)

    注释:
    注①: 何应钦,字敬之,贵州兴义人,1890年生,国民党陆军1级上将。早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曾任黔军团长兼贵州讲武学校校长,参加护法运动。1924